推进专门立法 构建风险防控机制 完善激励回馈制度

多举措强化志愿者权益保障

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体系建设，强调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，给予更多支持，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，要“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”。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，专设权益保障条款，确立“谁使用、谁招募、谁保障”基本原则，将志愿者权益保障上升为国家顶层制度设计。

近年来，我国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，全国注册志愿者规模已突破3亿人次，志愿者广泛参与应急救援、社区服务、乡村振兴、养老助残等各类公共服务领域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目前，我国初步构建起国家立法加地方立法并行、专项法规与基础法律兜底的志愿者权益保障法律体系。在国家层面，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《志愿服务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，明确了志愿者各项法定权利与服务组织保障义务；《意见》作为顶层政策文件，进一步完善志愿者保险产品和服务、健全监督管理制度、完善礼遇回馈和信用激励机制等。同时，民法典、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为志愿者人身、信息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。在地方层面，上海、北京等地因地制宜细化志愿者权益保障措施，补齐地方治理短板。

然而现有制度落地仍存在实践困境，如志愿者人身安全保障存在漏洞，志愿者人身受损后举证困难、维权周期长等问题突出；个人信息保护不到位，有关组织及官方志愿者平台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，追责与处罚威慑力不足；无偿劳动存在被商业化滥用的情况，志愿者人格尊严容易被忽视等。对此，笔者认为，须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及措施，进一步加强对志愿者合法权益的保障。

推进志愿服务专门立法，统一保障标准。《条例》属于行政法规，法律效力层级有限，建议推动全国人大出台志愿服务法，解决立法碎片化、条款操作性不强等问题。第一，在法律中专设“志愿者权益保护”独立章节，细化志愿者人身权、个人信息权、自主选择权、劳动尊重权完整内涵，明确志愿服务组织、第三方招募机构、服务对象三方权责边界；第二，统一全国强制保险标准，更新对志愿者权益的划分理念，区分常规服务、户外服务、应急救援、医疗服务等不同风险等级并设置差异化保险额度，将官方组织和民间自发成立的志愿者队伍全部纳入强制投保范围；第三，增设民事赔偿、行政处罚等规定，加大对商业滥用无偿劳动力等行为的监管力度。

构建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，化解人身损害维权难题。落实“谁使用、谁招募、谁保障”原则，建立包含事前预防、事中保障、事后理赔的风险防控体系。其一，推行标准化志愿服务协议制度，所有志愿活动必须签订书面协议，写明安全培训、保险购买、工作时长、应急处置、侵权责任划分等内容，留存书面证据以解决司法举证难题；其二，建立高风险志愿服务项目备案制度，开展应急救援、医疗服务等活动需提前向民政、应急管理等对应行业主管部门报备，核查安全预案与专业培训记录；其三，建议设立全国性志愿服务风险保障基金，利用社会公益捐赠等途径共同筹措资金，针对组织无力赔偿的人身损害案件先行垫付赔偿款项，降低志愿者索赔门槛。

完善激励回馈制度，尊重和保障志愿者人格与劳动价值。志愿者权益保障不能仅限于风险兜底，还需建立长效激励机制，尊重志愿者劳动付出。一是全面落地《意见》中提出的星级认定制度和礼遇回馈机制。建议景区、公交、图书馆、医疗机构对优秀志愿者提供优待，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招聘同等条件优先录用长期志愿者；二是规范全国统一志愿服务时长管理体系，实现志愿服务时长终身有效、跨地区通用，志愿者自身遭遇困难时可兑换同等时长公益帮扶回馈；三是杜绝强制志愿任务，取消志愿服务时长与毕业、评优硬性绑定做法，回归自愿参与原则；四是常态化开展优秀志愿者表彰宣传，借助媒体宣传优秀志愿者事迹，营造全社会尊重志愿者、保障志愿者权益的文明氛围。

志愿者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，完善志愿者权益保障制度，是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，落实顶层部署的必然要求。未来应当以专门立法为核心，同步完善风险防控、分层监管、多元救济、长效激励等配套机制，构建事前有保障、事中有监管、事后能维权的全周期保护体系，推动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实现高质量、法治化可持续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