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世柱
□乡约文化承载的互助意识与公德观念，能够有效弥补行政管理在基层实践中的局限。通过融合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的教化功能，探索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衔接机制，构筑一个既有法律保障、又具备社会共识的公共空间。这不仅为解决当前基层治理难题、激发基层活力提供可能，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积累了实践经验，注入了绵长而深厚的文化动力。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，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，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。”这一论断明确揭示，汲取传统治理思想精华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必经之途。探寻乡约传统对基层治理的意蕴，既是对本土治理资源的深层挖掘，也是适应社会转型需求的必然选择。我国古代非常重视乡约治理，最早出现的成文乡约是北宋熙宁九年陕西地区的《吕氏乡约》，其核心内容为“德业相劝，过失相规，礼俗相交，患难相恤”的十六字纲领，带有明显的契约性和乡村自治性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乡约是国法之外的柔性补充，合理地调整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，在当代展现出独特的实践价值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。
乡约文化的核心逻辑与历史智慧
乡约是宋明直至清代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形式，接续了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乡治模式。这种以乡为自然单位组成的乡民组织，不仅适合中国乡土社会的“熟人”治理传统，而且还符合儒家“修齐治平”的治理理想。乡约文化自然凝聚了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，是源于日常生活的价值共识，更是超越家族范围的社区公共规范。纵观历史变迁，这种模式之所以能代代沿袭，核心在于其构建了一套“自治、德治、共治”的制度闭环。
自治是乡约的制度基础。乡约具有内生性，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逐渐提炼成清晰明确的规则。其形成过程不是“法定”而是“群定”，主要强调成员自愿参与并协商议事，本质是基于公共利益与生活便利而达成的契约。这种内生性使得乡约与传统社会规范、社会关系在文化深层结构上高度契合，极大降低了规则执行的沟通成本与阻力。在长期共同生活中，它能激发百姓的参与热情和议事自觉，形成一种较为平等、积极的基层治理氛围。
德治体现了乡约的精神内核。在具有“差序格局”特征的传统乡土社会中，有效治理并非依赖政府的强制力，而是依托经由教化形成的“礼”的约束力。传统乡约中“彰善”“纠过”的道德评价机制，深植儒家伦理因素。在礼俗浸润下，外界评价会内化为个体的羞耻心与荣誉感，其约束效力往往比惩戒措施更深远。这种约束不仅能缓和社会矛盾冲突，避免直接对抗，更塑造了“以礼相待、以和为贵”的文化氛围。
共治是乡约的实践路径。明代王阳明曾在南赣地区推行乡约实践，创造性地联结地方士绅、宗族耆老与乡里民众，在官府适度引导下，形成了“官民相得”“上下相安”的协作治理格局。这一格局既确保了公共事务的顺利推进，又尊重并保留了民间社会自治的活力。这种多主体参与的共治模式可以让基层组织在面对社会转型冲击时，依然能保持较强的自我修复与调节能力。
乡约文化对当代基层治理的深层意蕴
当前社会流动加速、人际关系趋于松散，乡约文化所蕴含的治理智慧，能够为强化社区认同、调和法理与人情、培育成员责任感提供深厚滋养，使基层治理在追求规范与效率的同时，也能维系社会交往中的温情，成为优化当代基层治理的实效工具。
首先，乡约文化助力基层社会认同，完善多元共治格局。随着乡村城市化推进与市场经济发展，传统熟人社会的利益和情感纽带开始松动，集体联结的“社会铠甲”日渐磨损。而乡约通过乡民协商议定规范、分担公共责任，在新型社区中构筑起稳固的互助关系，使人们在协作中重获归属感。这一模式超越传统血缘，演化为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”的行为准则，推动乡民通过平等协商处理切身事务，促进集体关系从分散走向紧密，推动基层治理从单向行政管理转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，增强基层治理的社会支撑力，提升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。
其次，乡约文化弥补成文法局限，实现规范与情理的平衡。乡村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末梢，诸多日常琐事与邻里纠纷往往处于法律调整的边缘地带，或牵扯盘根错节的人际情感。若仅依靠刚性的司法程序裁断，虽能明辨权利义务，却未必能纾解当事人内心的积怨。乡约作为本土内生的柔性调节手段，深入法律难以覆盖的生活场景，以“敦亲睦邻”的共识规范民众行为，在法律框架内依托社区认同的常情常理，提供便捷高效的解决机制，力求在定分止争的同时，最大限度维护邻里情谊。这种追求和谐、兼顾情理的实践智慧，是对现代法治的一种必要且有益补充，对于完善基层法律适用、提升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再次，乡约文化激发基层内生动力，破解治理动员难题。一方面，乡约文化发扬“选贤与能”，注重发掘社区中有威望、熟悉事务又具备专业素质的“新乡贤”群体，通过其示范和组织，带动广泛集体行动和纠纷调解；另一方面，乡约作为培育公共责任意识的重要载体，使社区规则不再是外部的行政指令，而是源于邻里间互助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，逐步形成自觉自律、井然有序的社区生活氛围。这不仅能高效地处理公共事务，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们的公共素养，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实持久的支撑，以增强基层社会应对突发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协作效率。
乡约文化现代转化的实践路径
乡约文化蕴含的治理智慧，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扬弃，具备与现代基层治理需求对接的可能性。但作为传统社会产物，其不可避免带有时代局限性。新时代推进乡约文化的现代转化，需立足基层社会实际，对原有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将传统治理智慧转化为具体实践，探索契合社会发展现状的中国特色基层治理路径。
在价值内核方面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实现传统伦理的现代升华。传统乡约以儒家学说为核心，形成“德治为主、礼法兼用”的内容逻辑，但也存在小农意识与等级观念局限。现代转化需超越传统血缘伦理，将基于血缘亲疏的伦理规范，升华为适用于现代社区的公德与社会责任。具体而言，可以在文明、和谐等价值引导下，将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的美德转化为普惠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实践；在日常交往中培养睦邻友好的共同体意识、倡导志愿服务，生动诠释友善、民主等价值观念，使乡约价值内核既保留儒家优秀思想底蕴，又注入新的时代精神，为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坚实价值根基。
在程序构建层面，强化规范化建设，提升乡约的公信力与正当性。传统乡约的有效性源于其公开透明的制定过程，现代乡约建设需进一步完善生成机制，借鉴王阳明在《南赣乡约》中倡导的乡约大会的民主理念，保障每个人的发言权与申诉权。通过提议、协商、表决、公布的完整民主过程，使各阶层诉求得以表达，将模糊的利益期待具化为清晰的行为规范，夯实群众基础。同时，乡约内容与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，采用通俗易懂、贴近生活的语言，在确保规则严谨的基础上，有助于消除理解与沟通的壁垒，实现程序正当性与形式亲民性的统一。
在主体参与层面，增强社区成员的主体意识，夯实自治基础。乡约的精髓在于自治，而自治的逻辑起点是个体主动承担社区责任。实践中，可探索设立居民议事会、纠纷调解小组等常态化平台，推动民众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，确保民众真正参与事关切身利益的决策环节。这不仅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执行阻力，更能在持续的事务管理中增强成员责任感，推动基层治理从依赖外力干预转向依托内生文化认同，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。
在法治衔接层面，推动乡约自治与国家法治良性互动，坚守法治底线。乡约的存续与实践必须以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前提，基层政府应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，通过专业审核与规范备案，使乡约成为法治体系的有力补充，在促进公共福祉的同时保障个体合法权益。建立乡约调解与司法救济协同机制，乡约发挥“调处息讼”的功能，通过说理和情感疏导，有效化解矛盾。司法途径作为兜底保障，确保纠纷得到终局解决，同时借助乡约文化所涵养的社区共识，推动法律判决落实，实现柔性规范与刚性法治的有机衔接。
在激励监督层面，激活乡约“彰善瘅恶”的传统功能，强化行为引导。可通过建立信用积分、道德红榜等评估机制，把追求诚信、尊崇守规等践行乡约的表现与个人信誉、社区福利或集体表彰相结合，让社会认同变得可见、可感，进而引导形成“见贤思齐”的群体氛围。此外，建立公正透明的监督与反馈机制也不可或缺，例如，由社区成员推选代表组成评议会，定期公示执行情况，形成舆论约束。如此，乡约便能在潜移默化中促进良性互动、维系公共秩序，实现“化民成俗”的治理效果。
乡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，其力量源泉是全体成员对部分权利和自由的让渡形成的公共权力。乡约文化的现代转化是一项关涉制度构建、主体培育、法律衔接与文化宣传的系统工程，其承载的互助意识与公德观念，能够有效弥补行政管理在基层实践中的局限。通过融合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的教化功能，探索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衔接机制，构筑一个既有法律保障、又具备社会共识的公共空间。这不仅为解决当前基层治理难题、激发基层活力提供可能，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积累了实践经验，注入了绵长而深厚的文化动力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政法大学、湖北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）
